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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卷第３期２０１０年５月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Ｍａｙ．２０１０ ■ 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述评① 潘蚆（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上海２０００３０）摘要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深刻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工作的经验，提出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和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强调共产党员不懂得经济就不算革命；在发展合作组织，提倡股份经济，以及生产必须实施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和各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关键词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图分类号Ａ８４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２５－０８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上世纪４０年代，中国革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１９３９年国民党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１９４１年又发生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解放区实行“ 三光政策” 。反摩擦反扫荡频繁而艰巨的斗争，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经济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谈到当时困难情景时说 “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 面对如此艰难困苦的局面，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提出三条出路一是解散，二是饿死，三是自己动手，生产自救。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大家也不同意，所以党中央提出的办法一是精兵简政，二是生产自救，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学习做经济工作，学会管理经济。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指导边区的经济工作，党中央十分重视大生产运动和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就是系统总结大生产运动和边区经济工作的历史文献，它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献，是我们党指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意义深远，内容丰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一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毛泽东一贯重视经济工作。１９４２年８月，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假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生动地阐述了物质生产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基础，他说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养牛、喂猪等等却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吃饱了饭可以开会上课，不穿衣服冬天要冻死，一切的东西是从经济上发生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统统要以小米大米养牛喂猪作为基础，其他法律、政治、艺术、教育才能建筑起来。同年９月２５日，在边区秋收动员大会上的讲演中又说到劳动是高尚的，一切学问，一切科学，都以生产为基础，阶级斗争的基础也是生产。这就是说，劳动第一，有了劳动才有一切，看不起劳５２ ①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０３作者简介潘蚆（１９３２－），男，浙江永康人，原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党史人物、党的科技、教育方针、政策的研究。动是完全不对的［１］５９４－５９５。所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毛泽东就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深刻而又生动地分析了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是人类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进行生产。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要依靠双手，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搞好经济，解决边区的困难，最后夺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严肃批评了许多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经济工作，少数人甚至对经济工作完全不闻不问，仅仅交给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去管。他们认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需要，但没有重要到需要自己去管的程度。所以许多负责的同志对经济工作采取轻视的态度，以致其他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似乎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比较了边区当时经济和教育两项中心工作后说 “ 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 学也，禄在其中’ 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 正谊明道’ ，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 革命’ ，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 ［２］４６５毛泽东甚至说 “ 一个共产党员不懂经济，就不懂革命，甚至会妨碍革命。 ” ［１］５９５所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他强调 “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 ［２］４６６因此毛泽东认为，大批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和学习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岗位上去。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端正了对经济工作重要性认识的同时，毛泽东分析了某些干部轻视经济工作的原因，是受了宣扬 “ 天不变，道也不变” 、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唯心主义者董仲舒“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的所谓“ 正谊明道” 和“ 仁政” 的毒害，揭穿了 “ 正谊明道” 的虚伪性与反动性。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毛泽东还批评了那些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的强调政府应施“ 仁政” 的错误思想，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边区人民的赋税负担问题。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我们要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解决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不能像国民党那样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毛泽东明确宣告我们共产党人“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所以“ 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 ［２］４６７。只有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才可以向人民要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向人民取之有度地征收一些合理的赋税也是必要的。把向人民征粮说成是共产党不施“ 仁政” 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的强调政府应该实施“ 仁政” 。因为政府征一些公粮，是保证战争的需要，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 仁政” 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相反，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克服了政府和军队的困难，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边区人民群众才有好日子过，这才是革命政府最大的仁政。所以毛泽东说 “ 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 ， “ 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３］８９５。毛泽东总结说 “ 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 ‘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在公私关系上，就是 ‘ 公私兼顾’ ，或叫 ‘ 军民兼顾’ 。 ” ［３］８９６毛泽东就这样从各方面阐述了经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论述了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边区人民通过发展生产、搞好经济，解决当时的困难；指出边区政府取之有度地向人民征收一些赋税是合理的，也６２是必要的，这决不是不施仁政，而是为了渡过困难，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最大的仁政。二 “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正确分析了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明确提出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财政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文章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发展生产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帮助人民群众通过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毛泽东指出 “ 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 所以解决财政困难不能靠节流，而应该靠开源，靠发展经济。“ 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 ［３］８９３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 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 ［４］２１６这就把 “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经济与财政的总方针阐述得够彻底、够明确的了。其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并不是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才有的，而是毛泽东一贯的经济思想。早在１９３４年１月他就提出 “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 ［３］１２５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电报、讲话和指示中，更强调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来支援抗日战争。如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１日，以中央及军委的名义给肖克及挺进军军政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要十分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工作，这对于支持长期战争是基本决定条件之一。３月１９日致电彭德怀，其中说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定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４月１１日又致电彭德怀重申，如不使经济工作上轨道，必遭破产之祸［５］１４５－１４６。同年１２月２５日的论政策中更强调 “ 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 ［３］７６５毛泽东认为“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方针不是一时的方针，而是长远的战略方针。陕甘宁边区人民通过１９３９年以来的大生产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几年以后毛泽东仍要求各地坚持和贯彻这个方针。毛泽东不仅倡导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要求敌后各个根据地普遍贯彻实施“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总方针。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明确提出 “ 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 规定“ 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 ”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严肃批评了包括“ 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 以及“ 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 在内的九种错误思想。要求“ 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３］９１４－９１５。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８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长张平凯写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的文章。１月３１日，毛泽东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强调根据地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进行生产运动，游击区也同样能够和必须进行生产运动；人口稠密的地方能够进行生产，不但能进行农业生产，也能进行手工业、运输业、工业的生产；军队进行生产不仅不影响战斗力，反而提高了战斗力；游击区人民群众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由于贯彻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正确方７２针，边区的经济几年来大大发展。在农业方面，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从１９３７的８６０万亩，增到１９４０年的１１７０余万亩，１９４３年又扩大到１３３０万亩。植棉面积从１９３９年的３７６７亩，１９４０年到达１５１７７亩，１９４３年又扩大１５０２８７亩，１９４５年则达３５００００亩。由于耕地面积的增加和大力兴修水利，全区粮食棉花等产量大为增加。１９４３年粮食总产量为１８４万余石，全区年消耗约１６２万石，即有余粮２２万石。１９４４年的粮食产量比１９３７年增长７０％。棉花１９４４年产量已达到边区年需求量的半数以上。工商业也有发展。抗战初期，边区只有少数规模很小的硝坊、油坊、毡坊和公营的一些小被服厂、小修械厂。１９３７年，公营工厂工人不过２７０人，１９３９年也才达到７００人，但到１９４４年，已发展到１２０００人，工厂１２０多个；私营工业各种工厂、作坊多达１４００余家，从业人员达４５００多人。商业也有发展，除公营商业机构和合作社迅速发展外，延安的私营商店从１９３８年的９０家发展到１９４３年的４７３家［１］５６９－５７０。经济的发展保障了供给，这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了改善，坚定了广大群众的革命信念，而且也从根本上保证了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以农业为第一位民以食为天。马克思也说过 “ 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 ［６］９８毛泽东一贯重视农业。早在１９３４年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提出 “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 ” ［３］１２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毛泽东总结生产自救运动的第一阶段时说，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在确定新阶段即第三阶段的任务时又说，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比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比较多了，所以“ 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 ［２］４６２。毛泽东充分肯定三五九旅南泥湾屯田以农业为第一位方针的正确性 “ 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在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大的经济自给任务，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农业为主这一点，使得他们的经济基础建设在稳固的地盘之上。 ” ［４］２３８毛泽东还热情地赞扬了延安县同志高度重视农业，了解群众，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办好农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说他们提出“ 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 ” “ 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 ，这和那些不深入群众，不作调查研究，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为什么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布置１９４３年边区的生产任务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 １９４３年的生产任务，一切部队、一切机关学校都要将重点逐渐转到农业、工业与运输业上去；而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农业。因为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大部分需要的东西是农产品（正粮、杂粮、蔬菜、麻、肉食、植物油、动物油、棉花、马草、木材、柴火等）；农业品又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如果我们再从事一部分可能与必要的手工业（纺纱、纺毛、做鞋、织毛线衣、挖炭、锯木头、榨油等）及较大的轻工业（纺织业、造纸业等），则可以很大部分地解决我们的日常需要，并可争取出卖。 ” ［７］６９０对１９４４年部队的农业生产，三五九旅全部从事屯田，毛泽东要求其余各部，除担负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集中工作区域的团以下，任何部队的营以下，以及一般的下级机关，应指定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一切部队都应准备于１９４４年更多地增加粮食与被服的自给额，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毛泽东总结了边区农业发展的６个原因第一，纠正了经济政策上“ 左” 的错误，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第二，是党和政府发出发展生产的号召；第三，是实行移民政策；第四，施行奖励政策，规定移民三年不收公粮并减少其他义务负担；第五，是减少劳动力的浪费与调剂劳动力；第六，是制订农贷政策。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系统总结了边区发展农业生产的５条经验第一，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时间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完，就要转为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一县、一区、有时甚至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第二，由于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是重租重息，减租减息的政策没有彻底执８２行，因此我们要认真执行减租减息的法令，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生产量。第三，由于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由此得出结论公粮公草的征收要有限度，要改善征收标准，以促进农业生产。第四，移民、植棉等政策要坚持执行。第五，调剂劳动力及其他许多帮助农民的办法，如变工、札工等，对增进农业生产关系很大，但除一部分地方和延安等县外，尚未加以组织和发扬。今后干部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决不可有消极态度与官僚主义［４］２１８－２２０。毛泽东总结的这些经验非常具体，非常切合实际，是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原则。总之，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的实施，使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农业等生产逐步上升，并且丰衣足食，发展壮大。１９４４年以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基本突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 耕三余一” 的目标。四发展合作社，提倡股份经济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对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妨碍极大，因此调剂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提出了调剂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七项办法一奖励移民，二成立劳动互相合作社，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四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五着重优抗，六生产放假，七军队帮助。奖励移民是指对移民三年免征公粮等优惠。优抗是指认真地替那些缺乏劳动力的抗日军人家属（不分我友）耕种土地。生产放假是农忙时边区党政工作人员每年回家二次，每次若干天，从事家庭生产；边区中小学停课，学生和教员回家生产。军队帮助就是当地军队为驻地附近农民劳动若干天，不收任何报酬。关于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毛泽东指出 “ 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 ” ［１］５３５“ 边区妇女虽多小脚，但仍然是仅次于男子的广大的劳动力，她们可以参加各种辅助的农业劳动。如种菜、播种、锄草、喂牲、送饭、挑水、收割等。有些还能做主要劳动。 ” “ 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一同解决增加生产的大问题” ，是边区党与群众的妇女组织领导机关的第一个任务。毛泽东还认为 “ 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 ” ［４］２２３毛泽东特别重视合作社等劳动互助组织，把它作为调剂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首要任务。毛泽东说 “ 关于劳动互助。这就是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收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偿工钱。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以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与组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 ” ［４］２２２毛泽东强调这种合作互助组织是新民主主义的，建立在个体经济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苏联式的集体农庄那种合作社，因此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民主的原则，反对命令主义作风。毛泽东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历史和经验，提出了发展集体合作事业的方针。延安南区合作社就是根据自愿、互利和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一个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的综合性合作社，它以公私两利为原则，使政府、合作社和人民群众三方的利益结合起来，达到发展生产，互利共赢的目的。社员由最初的１６０人增到１１１２人，股金由１５９元增加到２５２万元，净利润由１０元增加到１４．５万元，不仅促进了南区经济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社员的生活。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在高干会上介绍推广后，陕甘宁边区不久涌现出延安大众合作社、靖边田保霖合作社等一大批模范合作社。组织合作社，实行劳动互助合作后，生产力大大提高，据延安、安塞、华池三个县农村的典型调查，１９４３年在１９４２年基础上粮食增产分别为８１％、８６％和６０％。生产的提高增强了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１９４３年陕甘宁边区有２５％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组织，到１９４４年已有半数劳动力参加合作组织，达２１万人。这些合作组织，有长年性的，也有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合作社不仅有生产劳动的，也有消费的，运输的，医药的等等。１９４１年陕甘宁边区有消费合作社１５５个，生产合作社几十个，到１９４４年６月，陕９２甘宁边区各种内容的合作社已有消费合作社３６７个，生产合作社３７５个，医药合作社５１个，信用合作社８６个，运输合作社３９８个，共计合作社１２７７个，比１９４１年增长５００％以上［１］５３７。毛泽东不仅关心农业方面的合作互助组织，也十分关心工业、手工业方面的合作组织。根据陕甘宁边区手工业不发达，手工业工人不多等政治经济条件，毛泽东倡导举办工业、手工业的合股企业和合股雇佣企业。他对合股企业的集股方式，股金的来源，分红办法，股息额度等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在半年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写的论合作社中，他把组织合作社提高到“ 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 的高度；在合股企业方面举了杨家岭运输合作社为例。这个合作社公家以大车８辆、驮骡１６头（后增为２０头）及全部用具作为８０股，运输员２０人以身份股名义作为２０股，每月按股数八二分红［４］２５３。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发展合股企业、合股雇用企业的深入思考。五 “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和企业化管理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这一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提出工业生产，也包括农业、商业生产，必须实行“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的原则。他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统一领导主要是指党和政府方针政策方面的领导和指导。统一领导可以加强计划性，照顾全局，防止浪费、分散；分散经营可以提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搞活经济。毛泽东以三五九旅开办的大光纺织厂为例。大光厂的职工都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高。“ 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又原料分散，交通不便，也是分散经营的重要原因。 ” ［４］２２９毛泽东还认为，在物质极端困难又在分散作战的特殊条件下，把一切供给责任都由上级领导机关负责起来，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又不可能满足下面人员的要求；只有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让广大干部群众自己想方设法，问题反而会得到很好解决。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 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 ”“ 分散所以利用各部门的积极性使之建立起来，集中所以使各部门得到更好的供给。 ” “ 总起来说，我们的方计就是‘ 集中领导，分散经营。 ’不但工业是这样，农业商业也是这样的。 ” ［４］２２９毛泽东还把公营企业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大的应该集中，小的应该分散。 “ 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在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由这样的一个机关（现在是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办事处），根据全体及各部分的需要与经营的可能条件，作出统一的计划，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在党政军的每一大系统里，又有统一计划与分别经营的事。所有这些，就是边区公营经济中的 ‘ 集中领导，分散经营’ 的全貌。 ” ［４］２２９由此毛泽东要求 “ 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按级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且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在各相当范围内，按照生产性质与经营情形，统一支配生产赢利，务必免除各自为政，盈亏不一，苦乐不均的弊病。 ” ［８］７０６－７０７在“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方针的指导下，边区工农商各业有了很快发展。以工业为例，截至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边区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七类工业。其中最主要的自给工业是纺织工业与被服工业，这是边区几万军队和机关学校等人员每年布匹赖以自给的地方。造纸工业１９４３年已够全部印刷之需。印刷工业保证了大量书报的供给。化学工业、工具制造业、石炭业等也均有发展前途。边区以上七类工业计工厂６２个，资金５９６７０９６２元，职工３９９１人。毛泽东说 “ 我们的这一点工业虽然还是小小的，但已费了整个五年的努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起了保障供给、调节物价的作用。从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是一定可以起更大作用的。 ” ［４］２３１对于“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方针，毛泽东充满自信，他在１９４５年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满怀信心地说 “ 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 ［３］１１０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还提出要改善工厂的管理，建立经济核算制。首先是工厂必须有独立的０３资金，可以自由周转，不致因资金困难而停产。其次，收入和支出都要有制度和手续，防止手续不全造成贪污、浪费等观象。第三，要有成本核算。第四，每一工厂应有按年、按月完成的生产计划和检查制度。第五，每一工厂都要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毛泽东还提出要改革工厂“ 机关化” 的不合理现象，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自负盈亏。要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度及计件累计工资制，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以鼓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毛泽东特别强调 “ 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 ” ［２］４６４毛泽东还要求开展以模范工人赵占魁命名的劳动竞赛运动。要求改善职工会的工作，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一个工厂行政、支部、工会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陕甘宁区边区公营工厂进行整顿，由“ 机关化” 转为“ 企业化” ，１９４３年工业生产就有较快发展。其他解放区公营企业也都纷纷转向企业化。例如山东解放区１９４３年以前，因领导不统一，工厂内部没有经济核算制，工厂规模小，效率低。１９４４年山东成立工商管理局，统一领导公营工厂，厂内也健全了经济核算制，工人报酬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效果明显，工业发展迅速，胶东、滨海、鲁中三个专区１９４４年工厂数、资金数、工人数都增加两倍以上［１］５５９。六深入调查研究，总结集体智慧的结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共１０多万字，是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酝酿写成的。为了总结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毛泽东早在１９４１年就写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要求代购急切需要的“ 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 ，如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国工业资本问题、银行通报、农村报告等［５］１５１－１５２。１９４２年高干会议召开前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又花大力气，多方面搜集资料。他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党团、中央财经委员会、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边区政府银行行长，财政厅长，以至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干部，包括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陈正人、叶季壮、朱理治、南汉宸、王中等，书信来往不断。例如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至２２日半个月内，就４次致信谢觉哉，６日的信说 “ 谢老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收入口。我前信未蒙林老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 ” ［９］１７６－１７８毛泽东特别重视听取具体负责财经工作同志的意见。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９日致信陈正人 “ 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 ” ［９］１８４在高干会召开期间，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８日至２０日，三次写信给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请他写出财经方面的书面材料，补充到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去。如１２月２０日的信说 “ 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４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