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老白洞煤矿瓦斯爆炸事故.doc

大同老白洞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编辑 1960年5月8日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684人，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矿难。[1] 2004年为纪念“五九”事故的殉难矿工在白洞矿旧址奠基建设白洞矿“五九”事故纪念馆，纪念馆于2005年落成 事故背景 编辑 从1958年开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政治洪流席卷共和国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煤炭企业在“以钢为纲、以煤保钢”的口号下，盲目追求高指标，产量不断攀升。白洞矿是座大型机械化、低瓦斯、有煤尘爆炸危险（煤尘爆炸指数为344）的矿井。白洞矿原设计能力为90万吨，1957年仅采煤50万吨；到1959年，在“大干快上”思想的指导下，产量猛增到120万吨，超过设计能力33。1960年山西大同矿务局老白洞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9。[2] 事故详情 编辑 事故发生 1960年5月9日下午白洞矿井下发生爆炸事故。13时45分，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其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 事故发生地点是14号井底车场，这里是矿井的指挥中枢，又是全矿井的咽喉，爆炸的火焰和毒气顺着风流，飞速冲向各个巷道和工作面。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干部顷刻间遭遇灭顶之灾。大巷顶板冒落，支架倒塌，多处起火，浓烟滚滚，井口房屋以及附属建筑物在一眨眼间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顷刻起火。14号井井架被摧垮了，地面矿车倒在一边，井口几乎成了一片废墟。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子倒了，地面配电所也由于掉闸而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指示灯闪了一下后便全部熄灭。16号井旁准备乘罐笼的工人大部分被震伤，距离15号井翻笼2000米的所有设备、棚架都被掀翻和摧垮，大巷变电站、图表室等地无不充满呛人的烟雾。当时正值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已下去，两个班的干部工人全部被困在井下。[2] 事故救援 1960年5月9日下午4点30分，矿务局王蕴心局长和各位副局长、总工程师，大同地市党政领导相继赶到现场指挥事故抢救工作。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李建平、国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领导同公安部、卫生部等负责人迅速赶到大同，赶到了事故现场。[2] 事故发生的当天，毛主席便听取了汇报。当晚11点多，周总理又进一步了解情况，指示救灾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毁矿保人。[2] 1960年5月9日24点左右，全国主要煤矿的救护队和解放军化学兵部队先后赶到，组成一支很强的抢救队伍。抢救力量包括京西、开滦、包头、淮南等19个矿务局的414名救护队员也空运到了大同。10个解放军部队，1096名战士；31个医院和医疗单位，376名医护人员；空军和民航派出了飞机60多架次；铁道部派出专列运送抢救人员和物资；卫生部门供应了21吨药品，商业部也运来大批食品 。由于抢救工作正确有力，保证了抢救工作没有发生失误，并组织了7600多名工作人员深入遇险职工家中做善后工作，进行慰问。[2-3] 伤亡情况 爆炸发生在早班人员尚未出井，中班人员已下井的时间，当时井下有职工912人，经过14昼夜的抢救，除228名职工脱险外，共遇难684人，其中有110人在井底车场爆炸着火后被焚毁。遇难者中有矿长、副矿长3人，科、区、队干部16人，一般干部16人。[2-3] 事故调查 事故抢救完后，指挥部立即组织事故调查追查组。大同市检察院姜院长任组长，下设3个小组第一小组是政法组，由姜院长兼任组长；第二小组技术组由王森浩任组长，负责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第三小组后勤组由分管后勤副矿长任组长。[3] 经过10个月的反复调查研究以及对事故前一、二天在井底车场及其附近工作的职工近100多人次的走访，调查追查组详细地查清各个环节的细节，整理了井下灾害的详细情况，并且到北京煤炭科学院做了煤尘爆炸指数测定和有关瓦斯、煤尘爆炸模拟试验，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瓦斯、煤尘爆炸的书刊和案例，正断定这次事故是煤尘爆炸，爆炸地点在井底车场14号翻罐笼以西，井底调度室以东110米的范围内。[3] 根据调查第一，14号井底车场翻罐笼没有洒水喷雾装置，附近煤尘飞扬非常严重，翻煤时3米外看不见人，100瓦电灯光只见一个小红点。根据测量，这种飞扬煤尘已超过1000mg以上（200mg以上就会爆炸），这就是14号井翻罐笼附近发生爆炸的根本原因。第二，明火严重。根据调查，引起煤尘爆炸的火源有两种可能（因井底车场开在煤层内，并且采用木支架，现场爆炸后引起大火，无法进行勘查）一是架线式电机车经过14号井翻罐笼时，由于轨道不平，发生强烈的电火花引起的；二是14号井翻罐笼防爆开关没有盖子，没有消弧罩，翻罐笼启动时产生电火花引起的。电机车火花温度可达2000度左右，防爆开关的火花在1000度以上，煤尘爆炸需要温度是700-800度。所以，这两种火源都能引起煤尘爆炸。但电机车火花可能性最大，因为电机车火花发生在上空，是煤尘飞扬最严重处；防爆开关处于低处，可能性较小。而且事故当时全井运行的电机车共7台，有6台已经找到，唯有6号电机车没有找到。这台电机车肯定是在井底翻罐笼附近运行，所以这次事故是6号电机车火花引起的可能性最大。[3] 14号井底发生爆炸产生了高温（1000-2000度），高速（1000米/秒以上）爆炸波立即波及全井各地，又引起许多有煤尘地方的连锁爆炸，造成全井受灾。各个巷道缺乏预防和处理灾害的各种安全设施（如防火门、避难峒室、自救用具和安全出口），多数职工没有预防和躲避灾害的基本知识，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反风措施。井底车场爆炸时的大量有毒气体扩散至各巷道各采掘工作面，导致了全井受灾。[3] 经验教训 编辑 事故调查结束后，为了吸取这次事故的经验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调查追查组针对这次事故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措施。这些措施首先在大同矿务局全面实施，后来有关部门都全部采纳了。包括对当时的煤矿保安规程和矿井设计规范等做了部分条款的补充和修改，为矿井安全生产，特别是防止煤尘爆炸事故起到了重要作用。[3] 事件公布 编辑 事故漫画 老白洞矿难曾一直是绝密档案，公开后首先引起了北京作家何于清的注意，他从1992年开始对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老白洞矿难发生后为事故处理小组负责人）以及与矿难有关的人士进行了数年采访，并于1998年就此写下纪实作品问苍茫大地。[4] 成稿后，中国煤炭报向国内外公开这一惨案；人民日报时代潮在创刊号上以醒目标题发表，称“在暴风骤雨般的大跃进岁月发生骇人听闻的灾难”。[4] 新中国最大矿难 1960年大同煤尘大爆炸亡682人 新中国最大的矿难在毛时代 这就是所谓毛时代，工人领导一切，命如草菅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煤尘大爆炸在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大同矿务局发生了。事故死亡677人，连同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5人，共死亡682人。这起被列为绝密的惨案，在尘封了30年后首次向国内外公开。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大地骤然抖动，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屋被摧倒，地面配电所由于掉闸而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指示灯一齐闪亮后全部中断电源。此 时，正是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已下井。两个班的干部工人全被困在井下，905名干部工人生死不明。 30年后，在惨案发生时担任矿党委副书记的李继武回忆说当时他与团委书记侯高山正在西大巷通电话，忽然被冲来的浓烟呛倒了。李继武试图爬起来再通话，可是电话里没有任何声音，照明也全灭了。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的他，以为是塌了大顶，爬起来就往外走。路越来越难走，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大巷里已经十分混乱，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失声痛哭，有人四处瞎跑。掘进段党委书记杜培堂领着10多个人从工作面跑来，他一边跑一边喊“李书记，快往外跑”李继武急忙 上前劝阻他们，告诉他们没有弄清情况瞎跑更危险，而他们不听，在奔跑途中，那10多个矿工一个又一个地栽倒了 怎么办有人建议继续后撤，也有人主张往外冲。李继武认为，在情况不明，与地面又失去了联系的条件下，必须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临时党支部。众人纷纷支 持。李继武被推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他领着大家一面走一面用粉笔在煤墙上、矿车上写着“里面有人，赶快抢救”的字样。当他们撤到一个旧回风巷交叉口时，又有 几个人被毒烟熏倒了。李继武也渐渐支持不住，栽倒在一个水坑边。他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把大家带到一个死掘进头巷。凭着丰富的井下经验，李继武要求大家 全部躺下，打开安全灯盖，关掉矿灯，并指挥大家用风带打起密闭，开始等待救援。他们等来了救护人员。 在发生“59”煤矿爆炸事故的1960年，陷入大跃进“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码，逐级下压。当时，大同矿务局老白洞产量猛增到152万 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2，但大家仍单凭主观感情，不尊重科学、缺乏严格的管理，盲目蛮干。谁也未曾料到，大巷内积聚的煤尘正在集合动荡，淡薄的 安全观念使事故隐患严重到甚至可以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的地步。 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事故本来不足为奇，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人为的“反事故抓敌人运动”在某些人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们把该下井而没有下井的工人、主管事故的工程师，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就连事故后回乡的矿工都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 尽管1961年的结案报告中说“反革命直接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但事故处理后，在运动中确定批判和斗争的人员就多达709人，撤换干部398人，调离了“不纯”人员462人。这又不能不说是一场触目惊心的灾难 现在很多人不学文化，鼓吹什么时代，毛泽东多伟大，毛万岁，要知道对消息的封锁是那个年代的特点。世界上本没有人万岁，除了封建皇帝，那些让人家喊万岁的，想想什么是万岁---乌龟。 矿上的澡堂子，是77岁的退休老矿工钱奎保每天必去的地方，不是洗澡，是和大家“瞎扯”。 聊聊过去的事，钱老最喜欢“显摆”的是，“文革”破坏，国家严重缺煤，他上北京见了周总理，将“多出煤”的任务带给了兄弟们，大同矿务局在这一时期没有停产；他最不愿意提及的是，“大跃进”高产指标下，他的684名兄弟因为一场矿难离开了人世这场新中国最大矿难、当年被列为“绝密”的惨案，在尘封了30多年后，其细节和真相才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而钱奎保是为数不多的了解真相的幸存者之一。他还会把在澡堂门口听到的“最新消息”带给老伴，老伴不喜欢跟他一起去“吹牛”，更愿意坐在棚户区的路口晒太阳。 不过老伴还是很期待每天由老钱带回的或好或坏的消息1997年金融危机煤难卖，在职矿工的工资一下子少了一半，她担心在矿上工作的儿子生活怎么过；矿务局改制成集团，还要重组，她又着急女儿会不会因此下岗丢了“饭碗” 这几天，钱奎保带回的“好消息”让老两口兴奋了一把为庆祝同煤集团建局60周年，集团给每个职工包括退休的发放奖金1000元。不光是为钱，也是为同煤60岁了感到高兴。“听说去年也闹金融危机，为何大家没少钱，还多发奖金了”这一点，钱老伴想不明白。 按照“摩的”司机的指引，记者在同煤集团煤峪口矿的澡堂门口找到了钱奎保，他正悠闲地看别人下棋。一身整齐的白衣西裤，黑边的老花镜，很难让人将他跟当年那个被日本人从河南抓来的小矿工联系起来。 “有记者要采访我”跟老友们打了一个招呼，钱奎保带着记者朝矿山上的家中走去。他家的房子就在传说中的“棚户区”，一路上坑坑洼洼，污水横流，摩的司机都不情愿载人上山。 站在山脚抬头看，寸草不生的山坡上有一片低矮的小房子，一个挨一个，又破又旧，像沙漠中遗弃的石窟。钱家就是其中的一个“石窟”。同煤曾经有30万人住在这样的“石窟”里，其中大多数是退休矿工及工亡、工残家属和低收入的员工，近些年的“棚户区”改造，才有一些人陆陆续续搬了出来。 关于“棚户区”的传说很多，有这样一个最经典的“编排”，据说中央领导来矿区视察，沿途看到这些低矮的小房子，问是干什么的，下面就回答说是养鸡的。这个传说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版本，真实性自无法考证，但也足以形容这些小房子的简陋和破败了。 “再过几个月，我也快搬离这里了”说到这里，钱奎保眼中闪过一丝不舍，毕竟他们一家在这个地方住了50多年，高峰时期三代同堂，是钱家的安乐窝。 钱奎保说，大同煤矿解放后不久，他就搬到了这个房子里，这是矿上分给他的第一套房。 大同煤矿是从1948年开始的，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这段历史。“这之前，风声就是一阵紧过一阵，矿友们都在议论又要换天了’。”钱奎保发现，窑头们也都一个个坐立不安。 大家都在悄悄议论着，几乎天天都有消息传。“一会儿说八路军又把什么地方攻下来了，国民党又把什么地方夺回来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煤窑的账房先生挎上了盒子枪，告诉矿工们解放了，原来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派到煤矿做地下工作的。“之前就觉得账房先生人挺和气的，跟那些窑头把主不一样。” 1949年8月30日，大同矿务局成立。“我们矿工当家做主人了”钱奎保学着当年矿区广播里传出的声音，矿务局成立后不久召开的庆祝大会让矿工们彻底找到了“主人”的感觉，钱奎保和矿上的许多年轻人一块扭着秧歌、打着腰鼓一直从同家梁到口泉的三道沟，来回十几里，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扭秧歌的冲天干劲延续到了生产中，“我们都是带着报恩的思想干活。”钱奎保有时候干累了，就想想当年自己从小日本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又从国民党窑头的皮鞭下逃过，现在干活给自己挣钱，马上浑身又有劲了。最直观的是，矿工们从一天挣两毛钱，一下子涨到了一天1块多钱。 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跟大同煤矿一样，也是百业待兴，煤炭作为工业的“粮食”，自然需要大量补充。“国家咬咬牙，从牙缝里挤出了2000万元给了我们。”这2000万元是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煤炭生产的最大一笔投入，这对于当时的大同矿务局是雪中送炭，在工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国家需要煤，大同煤好，要多出煤，中南海的毛主席烧的就是我们的煤。”在这样一股干劲下，矿井迅速得到了恢复，采煤技术也得到了更新。1951年，矿务局的煤炭产量达150万吨，居全国煤矿之首。“共和国煤炭工业长子”的说法由此流传开来。他不虚报，官就当不成了 顶着“长子”的光环，大同矿务局的产量一路攀升。走到1958年，产量的增长达到了“白热化”，从500多万吨跃增到千万吨。 “这个肯定有水分，我们一个矿本来日产5000吨，一下子飙升到了1万吨，怎么可能呀，真是神了。”钱奎保跟工友们知道矿长虚报了，但无奈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他不虚报，这个官就当不成了。谁要是质疑产量，就会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被批斗。” 老矿工高怀秀记得最清楚的是露头煤的开采“水分”。大同的矿山上都是煤，还有一些露头的煤。矿长就组织大家把这些露头煤从山顶推倒山下，最后一起计算产量。“煤裹着土一起滚下来。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土，但全算了煤的量。” 记者翻阅当年的大同日报，这种多快好省的“巧干”不时见诸报端，产量卫星一个接一个放。1958年7月，山西省召开全省的煤炼油跃进会，提出的“跃进”目标是“今年超五厂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人造石油厂，明年赛玉门，后年压英美”。 转眼到了1960年，饥饿的阴云已笼罩在年轻的共和国上空。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81.8亿元。但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并没有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国民经济的严重困境。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跃进年，因而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码，逐级下压。 按照当年的下拨计划，钱奎保所在的老白洞矿区的产量为140万吨，超出90万吨的设计能力，远远高出正常生产水平。“没有人提出，也不敢对这个产量有怀疑。” 对于这段历史，作家何于清在他的纪实作品问苍茫大地中是这样描述的，“时代已造成这样一种形势，谁如果认为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一时间科室关门，拖班加点，突击生产，以图高产快产，谁也不会怀疑高产指标的落实，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905名矿工被困在井下 日夜突击，钱奎保跟矿友们被分成了早中晚三班，他被安排在了中班，从下午两点一直下井到晚上10点。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钱奎保像往常一样，在老白洞矿15号井口排队，准备乘罐笼下井。突然一阵猛烈的震动，紧接着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大股大股的黑烟。“我们站也站不稳，又被黑烟呛着了，队伍乱成一团，四处逃窜” 讲起当天的情景，钱奎保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他说，一眨眼，井口的房屋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也起火了。打钟工和跟车工被巨大的风力吹下来，摔在地上才保住了一条命。在井口排队等候的矿工大部分也被震伤。大巷变电站、图表室弥漫着呛人的烟雾此时正值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已下去。905名干部和工人被困在井下，生死不明 “我排在队伍末端，没有受伤，就这样逃过一劫。”钱奎保跟井外的工友们迅速投入了抢险营救。但由于地面配电所掉闸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井外失去了跟井内的一切联系，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此时，井下也处于茫然混乱之中。当时跟矿工们一起下井的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事后回忆，爆炸的那一刻，他正在打电话，忽然一声巨响，一股巨浪，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也说不清楚，当时是倒下去了还是站着。”他拿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只是一个小红点；摇摇晃晃地撑住，拾起电话，电话已经不通了。“我知道电路断了，但以为是塌了大顶。” 李继武爬起来往外走，走了20多米时，就听见有人在痛苦呻吟着，用微弱的声音喊救人。此时，几个工作面的工人都跑了出来，大巷积聚了几百名工人，所有的人都感到头有点发昏。 路越来越难走，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大巷里的人已经混乱起来。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失声哭诉，有人四处瞎跑。有一个采煤队长跑出了大巷，却见到自己队的矿工倒下十几个人，他一下控制不住感情，悲痛地号哭起来，哭声渐渐小了，他也一头栽倒再没能爬起来。 掘进段党总支书记杜培堂领着10多个人从工作面跑来，他一边跑一边还在高喊“李书记，快往外跑” 李继武急忙上前劝阻他们，告诉他们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瞎跑更危险，而他们就是不听，仍然跑着，喊着，在奔跑途中一个又一个地栽倒了死去的、倒下的越来越多。 “那烟可真厉害，人走多快烟就走多快。”张延英当时担任某生产段副段长，他脱险之后给钱奎保这样描述井下的情况，“前头一倒一大片，我们就绕过倒下的工友往后撤。眼睁睁地看着倒下的弟兄在那里爬行，但你不能去救，因为你一救，一停留，浓烟就会把你也吞没。” 反革命点火线索未发现 “根据情况判定，事故非常严重，如果再往前走，会有更多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和侯高山等人截着人们，劝阻着人们，但仍有人不听劝阻，硬是往外冲，甚至与我们发生冲突。”李继武脱险后回忆说，这样大的事故谁也没有经历过，谁都想赶快奔到井口，以为离井口越近生命越有保障。 大约在下午4时，李继武还组织了10多人前去探路，结果收效甚微，所有的巷道除了烟雾外别无洞天。 怎么办有人建议继续后撤，也有人主张应该往外冲，李继武说“情况不明，与地面又失去了联系，冲也是希望不大的。”他顿了顿说“我们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临时党支部。” 于是，在800米深处，在浓烟弥漫的生死关头，一个奇特的组织临时党支部诞生了。支部书记由李继武担任。 在临时党支部的组织下，70多人迅速往里撤，毒烟雾滚滚而来，大家只好互相搀扶着。李继武一面走一面用粉笔在煤墙上、矿车上写着“里面有人，赶快抢救”。 凭着丰富的井下经验，李继武把大家带到一个巷道尽头处，要求全部躺下，打开安全灯盖，关掉矿灯，开始等待救援。一天一夜之后，这个“临时党支部”终于被发现了。 经过7个昼夜的突击救援，井下抢救全部结束。684人遇难，堪称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矿难。但这个死亡人数当时是没有公布的，钱奎保也是若干年之后才知道这一确切的数子。“当时我们只觉得死了很多人，但具体是多少，谁也不知道。那时不像现在矿难发生后都要公布死亡人数。” 前来指挥抢险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火了。他拍着桌子对局领导吼道“你们要向人民请罪，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交待你们有没有党性，有没有良心”他亲自主持了长达20天的安全检查 但类似的安全检查，老白洞矿已经两年多没有做过了。钱奎保还记得，“大跃进”之前，老白洞矿是每半年要进行一次洒水清洗，但在大跃进“多快好省”的口号中，这个大清洗被省掉了。 “要搞生产，放卫星，哪有时间安全检查”井下煤尘四起，行人3米内互相不见，大巷有的地方的煤尘有一脚深，一走一仆的，棚梁上煤尘有1寸多厚。 在1959年6月26日组织的高产中，有人提出了“产量不突破2000吨大关，绝不能换班”的主张，结果工人们在井下挨饿拖了一个班，4个班产煤2008吨，却以3个班产量虚报上去。 不仅如此，为了“高产”，还制定了20多种惩罚工人的办法，轻则写检查，重则戴牌子游街示众；要么送集训班，或者扣工资饭证。当时工人有4怕，怕监督劳动；怕开会辩论；怕不发工资；怕扣掉饭证。 1959年在大破大立中，破除了井下禁止使用电焊、炮崩溜煤眼、明火放炮、带电作业等必须的规章制度，有人更是荒唐地在井下组织电焊大比武 如此混乱中发生煤尘爆炸恶性事故本来不足为奇，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人为的“反事故抓敌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天该下井而没有下井的工人、主管事故的工程师，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就连事故后回乡的矿工都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运动确定批判和斗争的人员达709名，撤换干部398人，对673个五管部位逐一进行审查调整，调离了“不纯”人员462人。 但通过反复审查，1961年的结案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反革命直接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老白洞矿事故是煤尘爆炸事故。”周总理脸色凝重，很生气 “大跃进”下的这场矿难让老白洞矿毁于一旦，钱奎保被调配到了煤峪口矿。矿难并没有让人们从运动中清醒过来，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运动还是没完没了。到了1966年，运动被演绎到了极至一夜之间，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铺天盖地，到处在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更让钱奎保想不到的是，他眼中的好领导当时担任煤峪口矿党委书记的刘书贵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 刘书贵先是被责令“洗澡下楼”一连几个月，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经过了17次的“洗澡”，终于被允许“下楼”了。1967年4月8日，煤峪口矿党委被造反派夺权，刘书贵被关押长达一年多。 刘书贵想不通，也不服气，“我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怎么会跟资本主义沾上边我一个心眼跟党走，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不断的游街、批斗，一天少则两次，多则四五次，一斗几个小时，还要弯着腰，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大铁牌子，一天下来，手和脚肿得像馒头。渐渐的，刘书贵和一些“当权派”的难兄难弟麻木了，释然了“整个中国都乱套了，游街批斗的又不止我们几个，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呢，不是照样给揪’出来了，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那些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们不也一个个全都挨斗了” 矿长、书记都被划为“走资派”，矿务局的各级领导班子陷入瘫痪，规章制度被破坏，指挥失灵，煤炭产量急剧下滑。大同矿务局志中记载，1967年，矿务局的原煤产量只完成国家计划的46.55。 尽管如此，后来担任矿务局工会主席的晋珊元一直认为，大同煤矿不是“文革”的重灾区，毕竟踏实肯干的矿工们让煤矿基本没有停产。这个说法得到了钱奎保的认同，和他一样的普通矿工虽然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是非全颠倒了”，但“多出煤”的信念始终如一。 1968年7月，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作会议，号召包括大同煤矿在内各大煤矿抓紧生产。钱奎保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跟周总理同台研究煤炭问题。 一次抓生产的行业会议，也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味道，造反派中的两派甚至在会上互相攻击起来。钱奎保坐得离周总理很近，清楚地看见总理脸色凝重，眉头拧在了一起，一抖一抖的，钱奎保知道“总理很生气”。 会议结束，钱奎保一行坐火车回大同，一到大同火车站，直接就奔会场，传达会议精神。会场就设在火车站内的空地上，扯上横幅标语，聚集了上万人。没有参加造反派任何一方的钱奎保把总理“抓生产”的号召带给了矿工们。“这个是有用的，1970年，我们的煤炭产量就恢复到了1100万吨。” 采写本报记者 田霜月 统筹李召 韩福东 南方都市报 毛时代的矿难是很多的，因为人命不值钱 我们这里是煤矿产区.大家知道,工人在煤矿的井下作业,有四大危险.这四大危险是水,火,瓦斯和冒顶. 采煤的作业区,俗称掌子面,通常都位于地面以下几百米到千米的深处.而且距离主巷道口很远,光是坐车到掌子面就需要很长时间,父亲曾经说他们工作的掌子面需要坐车在地面上走一个多小时.而且工作面狭窄,有的地方人只能猫着腰工作. 井下作业非常危险,如果采煤不小心把水挖冒了,那么有时后果很严重,有的严重到只需几十分钟甚至几分种就会把一条巷道淹没.有的甚至把整个井口淹没.那么这时候人可就真的成了鱼鳖,即使是在平时,井下的水也很多.另外,煤层中还会不断地冒出瓦斯气体,主要成份是甲烷.若是空气中瓦斯浓度达到一定限度,就会引起爆炸.所以在井下,有两样机器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机,这就是风机和水泵.它们不断地从井下把瓦斯和水抽出. 所谓冒顶就是巷道上头的岩石突然落了下来.工人猝不及防的话,会被石块砸死.父亲有两次经历冒顶,一次被落下的石块砸伤了腿,住了大半年医院.另一次则是在工作时候突然身后一块石头和土块纷纷下落,把父亲堵在里面,父亲用手镐在石头旁扒开了一个洞口转了出来. 井下的危险很多,什么地方都可能死人,然而危害最严重的是瓦斯.一旦瓦斯爆炸,在掌子面工作的工作,不是被烧死就是被一氧化碳毒死.即使是侥幸活下来的,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我们这里的一个井口发生过一次比较严重的瓦斯爆炸,当时上面也惊动了,但当时出于政治的考虑,没有把这次事故向全国进行报道.但不知道怎的,苏联的对外广播却播送了这个消息,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也许是特务告诉的吧. 据父亲讲,当时组织了救援队进行抢救,井下受灾严重,因为这次爆炸威力很大,几百斤重的大电机都崩飞到了很远的地方,铁轨被崩得弯弯曲曲,像面条一样.他们从里面抬出了二十几具遗体,一个个脸都熏得特别黑,几乎辨认不出来.当这些矿工的遗体被抬出来放到棺材中时,家属们哭声震天,那情况真是令人伤心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