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pdf

〔 收稿日期〕2000- 10- 24 〔 作者简介〕 杨琪1963- ,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近世史坛】 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 杨 琪 南开大学 历史系,天津300071 〔 关键词〕 灾害研究;灾害;民国;科学 〔 摘 要〕 灾害学的概念出现较晚,对灾害的研究却由来以久。 民国时期灾害频繁,危害甚 巨,推动了中国灾害科学的研究。从民初开始,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灾害研究出现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在天文、 气象、 地质、 地震、 水利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得益于国 内科研条件的改善和一批像竺可桢、 翁文灏、 李仪祉这样著名的科学家的艰苦奋斗。 他们的努 力大大地推动了灾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他们把灾害科学研究从传统带入现代,为减灾防灾 做出了贡献。 〔 中图分类号〕K258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1- 6198200102- 0128- 06 中华民国期间,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促 使人们去认识和研究自然现象,从民间的 古今灾害辑要,到科学文化工作者在学理 上的探讨和科技上的推动,范围日趋广泛, 研究也日益深入。 据有关学者初步统计,这 一时期 “相关论著有45篇本 , 其中1930 - 1937年有30篇本”〔1〕。 笔者在这一结 果的基础上,结合所见,统计民国时期有关 灾害的论著64篇本 , 但这也不会是最终 的结果。从统计看,大量的灾害研究文章, 集中发表在二三十年代。这与当时的历史 条件有关。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自然灾害一个频发 期,水、 旱、 蝗虫、 地震交替或同时并发,据 邓拓云特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各 种较大的灾害就有77次之多〔2〕。举其要 者, 1920年的华北大旱灾, 1928- 1930年 持续三年之久的西北五省大旱灾, 1931年 规模空前的江淮大水灾, 1934年的黄河水 灾, 1935年的长江、 黄河水灾,都是来势 猛、 历时长、 危害大的大灾害。1917年的云 南大关7. 5级地震, 1920年的甘肃海原 8. 5级地震, 1925年的云南大理7级地震, 1927年的甘肃古浪8级地震, 1933年的四 川叠溪7. 5级地震,都造成了大量的生命 财产损失。严重的灾荒问题引起社会各界 的普遍重视,迫使人们去探索自然,弄清灾 害发生的原因、 预防的办法和如何赈救灾 民。灾害研究的文章日见增多。邓拓就认 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历代灾荒不 821 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总第133期 断发生,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也还不能完全 避免,因此,救荒史的研究对于我们具有特 殊意义。 ”〔3〕其他学者也有相同的认识。 1920年甘肃发生强烈地震,正从事地质研 究的翁文灏,受北洋政府的委派,率队前往 实地调查,严重的灾情令翁文灏感到震惊, 从此他开始了对中国地震分布及其发生规 律的探索。对灾害研究的重视是人们对频 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一个反映。 二三十年代,灾害研究得到发展还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西方先进科学 知识的传入,用新知识武装起来的中国自 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家人数大量增加。他们 利用自己所学知识,贡献祖国。 这些人中就 有后来的气象学、 地理学家竺可桢,地质学 家翁文灏、 丁文江、 李四光,水力专家李仪 祉、 张含英,水利桥梁专家茅以升等杰出代 表。 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组建了一系列的 专业研究所、 学会,如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地质调查所、 中国水利学会、 中国地理学 会、 中国气象学会、 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地 质、 气象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 学会聚集 了一批科技人员,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定 期召开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出版学术 专刊;一批气象、 地质、 水利等科学著作相 继出版,为减灾防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些高等院校也陆续设立了地质、 气 象、 水利专业。1917年北京大学恢复地质 专业招生,此后,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相继 设立了地质专业。 到1936年中国各大学毕 业的地质系学生达到264人〔4〕。1915年南 京河海水利专科学校成立,这是中国第一 所水利类高等教育学府, 1924年更名为河 海工科大学,从此,水利高等教育开始在综 合大学中成为独立的系种。 这些高等学校, 培养了大批相关学科的人才,壮大了国内 的研究队伍。 在大批留学生归国的同时,国内的科 研条件也稍有改善。气象台建设是开展近 代气象事业的基础。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 成立以后,便派人去北京筹办中央观象台, 并向国外购买仪器,使观测内容逐渐扩充 到气压、 气温、 风、 雨量、 云量、 云类、 最高最 低温度和地温等项目。到1915年实现了 24小时观测。可以每日对外发布两次天气 预报,观测工作走上正轨。 南京国民政府建 立后,又于1928年4月在南京钦天山北极 阁建立气象台,观测水平更加提高,实现了 地面观测、 用测风气球进行空中观测,以及 用飞机和风筝进行不定时探测。多方位观 测,可以提高观测的准确性。1930年1月1 日正式开始大气图的分析预报。地震监测 也开始起步, 1930年中国第一个地震观测 台鹫峰地震观测台正式成立,这对中 国这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 个观测台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震 观测仪器伽利清维利普式电磁地震仪。 利用这一先进的设备,加上完善的管理,鹫 峰地震观测台观测的准确的数据 “受到世 界学界的重视” 。 地质研究所还设立了专门 的地震研究室。 从1930年9月记录到第一 个地震至1937年北京沦陷,该地震台共记 录了2472次地震〔5〕。1935年建在南京北 极阁的气象研究所也开始地震观测。 另外, 到1935年中国已建立了雨量站1303个, 测候站331个,测候所120个,水文站500 个,流量站212个〔6〕。长江、 黄河、 海河、 珠 江等主要大江大河上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 水文站、 流量站。 这些台站的建立及其统计 数据为开展灾害科学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 民国时期对灾害的研究涉及诸多领 域,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历史上自然灾害的研究。受地 理位置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 害频繁、 灾害种类颇多的国家。 各类史书中 921 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 有关灾害记载的资料十分丰富,因此在进 行灾害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把目光转向 历史,首先发挥史学的借鉴功能,研究历史 上灾荒发生频率、 发生区域、 救灾防灾的措 施、 手段等,找出该种灾害发生的特点,以 及可供借鉴的防治手段。 其次,灾害的发生 有一定的规律性,通过对某种灾害进行长 时段的研究,进而找出其形成、 发生的规 律,根据这些规律对某种灾害的发生做出 前瞻性的预测,为防灾减灾提供依据。 对于 前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些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诸如徐 中舒、 罗尔纲、 胡厚宣、 邓拓等,都加入到研 究者的行列。 徐中舒的 古代灌渠工程原起 考〔7〕,易曼晖的 唐代农耕的灌溉作 用〔8〕,罗尔纲的 道光末年的灾荒〔9〕,陈 高 的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10〕,等 等,都属这类作品。 邓拓的 中国救荒史 也 用了13的篇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灾 害、 灾因,并做了大量的统计表,其成就与 他对救荒史的研究一样令人瞩目。竺可桢 等人的研究则属后者,他认为,中国历史上 虽然对雨量、 温度这些气候基本要素缺乏 记载,但雨旱灾荒,严寒酷暑,屡见史籍,此 等现象,与雨量、 温度有密切关系。虽不能 像温度表、 量雨计那样精确,但 “亦足以知 一代旱潦温寒之一斑也”〔11〕。他根据历史 记载与当时的观测相结合,写出了 中国历 史上的气候之变迁 、 南宋时代我国气候 之揣测〔12〕等论著,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对历代救荒史的研究。如邓拓的 中国救荒史 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作,其特 点是史料丰富,论述精辟。对于救荒史,研 究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做出定义,邓拓认 为所谓 “救荒” 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 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 性的活动。 但研究救荒史 “不仅应该揭示灾 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 示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 径” 。 他还从更深层揭示了救荒史研究的重 要意义,“从救荒事业发展的程度上可以测 量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大小,可以作 为人类文化进步程度的一种标志”〔13〕。而 且中国灾荒不断,研究灾荒史对中国也就 具有特殊意义。 因此,邓拓从宏观的角度记 述与分析了从上古到民国抗战前灾害实 况、 灾害的原因、 特点及影响,归纳了历代 救荒思想与实践的各种方式,把中国历史 上的救灾思想和救灾方式分为积极与消极 两大类,条分缕析,分别作了阐述。 他说历 代救荒议论中,具有积极性质的,约有二 种一为改良社会条件的理论,一为改良自 然条件的理论。 这两种理论,都注重于灾害 的预防,即着眼于灾荒发生原因的根治。 这 是在防灾救荒中是应该提倡的。 另外,王龙 章的 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14〕,也着 眼于救荒,内容虽十分简略,但对南京国民 政府的赈济政策及赈济机构的演变有较详 细的评说。 的 赈灾辑要〔15〕,辑录的 主要是民国时期赈灾的各种文章、 报告、 报 道以及灾情报告等,所辑文章又以义赈为 多。 三对气象灾害的研究。在这方面成 就最大的是竺可桢,他用太阳黑子理论,结 合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太阳黑子记录,研究 了历史上气候的变化,证明 “东晋与明代中 叶,旱灾特别增多。南宋时代,黄河流域虽 亢旱,而长江流域则时有风暴,雨雪丰盛。 以温度而论,南宋及元似较低,而明代中叶 则较高,与日中黑子之数成一反比”〔16〕。 他通过对长江水灾的研究,提出中国的特 大洪水与太阳活动有关。而洪水发生的周 期是太阳黑子周期11年的倍数,即22年, “好似为长江流域大雨量之周期”〔17〕。他 的这一推断为后来的研究者证实〔18〕。他 031 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总第133期 还从地理环境和人为的环境两方面,对华 北地区水旱灾害不断增多的趋势做了分 析,他认为除了自然的因素外,“人口的增 多和海河平原上农事的勃兴,恐怕是一个 比较最圆满的解释”〔19〕。人类的不合理开 发加剧了华北地区的环境恶化。 另外,竺可 桢制做了 “中国历代各省水灾分布表” 、 “中 国历代各省旱灾分布表” 、 “中国各世纪水 灾次数表” 、 “中国历代各省旱灾次数表”, 可以较清楚地了解中国历代水旱灾害的发 生频率、 分布特点等。 其统计结果至今仍为 研究者引用。台风也是中国的主要气象灾 害之一,对东南沿海一带危害尤烈。 竺可桢 很早就注意对台风的分类及活动特点的研 究, 1918年他发表了 台风中心之若干新 事实,提出 “台风眼中温度剧增是由于有 下沉气流”〔20〕的新观点。在 远东台风的 新分类 中,对台风的分类出提出新的见 解,将台风分成中国台风、 日本台风、 印度 支那台风、 菲律宾台风、 太平洋台风、 南海 台风六大类和21个副类,概括了各类台风 的分布和活动特点〔21〕。在 东亚天气型的 初步研究 一文中,根据地面气压场形势和 气旋的路径,将中国冬夏海平图分成若干 类型,论述各类天气型的天气特征,有助于 天气预报工作〔22〕。 四对地震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 地震学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做出显著 成就的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早 年留学比利时,学习地质。1912年他以优 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 地质学博士。1913年回国,在农商部地质 调查所工作,曾任所长。1921年翁文灏率 队到甘肃,进行了我国首次地震调查,通过 这次调查使他对中国地震有了新的认识, 事后写出调查报告。通过对中国地震的深 入研究,翁文灏认为,中国地震发生次数不 多,而受震面积特大,震灾烈度甚高,比之 日本次数繁多而面积甚小,灾害较低,其性 质有明显不同,这主要因为,日本地震与火 山岩浆有关,而中国地震则往往是由于地 质构造断裂而发生地震。据此他提出中国 地震震源 “应与重大构造密切相关”〔23〕。 他运用丰富的国学知识,根据历史上记载 的3500余次地震的地点和灾况,结合当地 的地质构造,总结出我国16条地震带及大 致频发次数。于1921年发表了 中国震中 地域及其地质构造 、 中国某些地质构造 对地震之影响 等重要论文。 并绘制了中国 第一份地震分布图〔24〕。这是中国科学家 将中国特有的丰富历史文字记载运用于现 代科学研究的首次成功尝试,在世界科坛 曾引起极大震动,并且开辟了一条新的科 学研究蹊径〔25〕。翁文灏认为在当今科学 还不能预报地震时,应注意中国地震区的 研究。 他指出,地震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较 有规律可循,应该一凭历史经验,二凭地质 构造进行分析〔26〕。这一论断至今仍具有 指导意义。 五对水利问题的研究。水旱灾害的 频繁发生与水利有很大关系,对水利问题 的研究也特别受到重视。有关这方面的研 究文章也很多。黄河的治理问题一直是中 国历届政府的心腹之忧。李仪祉从理论到 实践都做了探索,他在主持黄河水利委员 会期间,提出了治理黄河要以防洪为首要 目的。在黄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应主要修 建拦河水库,辅之植树造林以减少泥沙的 下泄和削减洪峰;在下游开减河分洪;进行 中常水位河槽的规划设计,整治河道。 这种 治理黄河必须上、 中、 下游全面治理,开展 全流域治水治沙的规划思想,改变了以下 游治理为重的传统治黄方略〔27〕。解决黄 河的泥沙问题,是治理黄河的关键。 李仪祉 十分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聘请德国、 挪威、 美国的水利专家来中国考察和研究 131 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 黄河泥沙,进行有关黄河的河工模型试验。 李仪祉还在陕西主持修筑了著名的 “关中 四惠” 渠,即泾惠渠、 洛惠渠、 渭惠渠、 梅惠 渠,灌溉面积达到96万多亩〔28〕。 这是我国 较早应用近代水利技术建成的大型灌区。 缓解了陕西的旱情,使关中地区的农田水 利建设得以恢复和发展,也带动了其它水 利工程的兴修,黑惠渠、 涝惠渠、 沣惠渠、 泔 惠渠、 汉惠渠等灌区相继开工,并在40年 代初建成。 如此成就,在民国年间是首屈一 指的〔29〕。 六对农业病虫害的研究。中国的农 业病虫害种类多,分布广,随着与国外交往 的扩大,加之缺乏必要的进口检疫,民国时 期国外的某些害虫也传入国内,更增加了 农业病虫害防治的难度。蝗虫因其成灾范 围大,自古以来,一直是防治的重点。吴福 桢等人于1933、1934、1935连续三年进行 蝗患调查,通过调查基本弄清了蝗虫发生 地点、 习性及分布,飞蝗在 “河北以咸地及 湿地为中心,其余各省则以江湖海滨之芦 塘为中心”,以往在 “大发生年”,蝗虫才由 江北飞到江南,现在在江南已十分普 遍〔30〕。反映了蝗患日益严重的趋势。在调 查中还发现了一种以前未见记载的蝗虫 竹蝗,其习性是以吞食竹子为主要食 物,不会飞〔31〕。在调查报告中对各地治蝗 的方法也做了介绍。一些科学家还亲自到 农村直接对农民进行灭蝗指导,提高了灭 蝗效果。这类研究较重要的还有孙本文的 中国蝗患调查〔32〕。 七对迷信思想的批判。自人类出现 以来灾害也就相伴而生,在生产力十分落 后的古代,人们无法正确认识自然现象,在 灾害面前无能为力,产生迷信思想不足为 怪。 但这种思想恶性发展,使人们在灾害面 前无所作为,只是求神拜佛,祈祷 “神灵” 保 佑,延误灾情。民国时期这种恶习仍然存 在。 邓拓把这种行为斥之为 “巫术救灾”,这 种恶习 “同科学家的救灾工作,同时并行, 可说是民国以来救荒史实中的奇观”〔33〕。 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对这种现象进行批 判。 民国时期,科学家们更是用现代科学知 识解释自然现象,用科学思想反对迷信思 想,对落后的习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教育 人们树立正确的灾害观。 竺可桢在 论祈雨 禁屠与旱灾 中,用气象学理论分析旱灾成 因雨是由于空中水气凝结而成。 凡近地面 的空气,均含有水气,不仅海洋旷野中有, 即便沙漠中的空气也包含水气。但能否降 水,要视水气是否能凝结成雨滴而定。 所以 “禁屠祈雨,迎神赛会,与旱灾如风马牛之 不相及”〔34〕。但要消除这种陈规陋习,却 十分困难,因为许多地方官员就是 “巫术救 灾” 的信奉者和实行者。 邓拓从社会条件分 析迷信存在的根源,指出由于社会条件的 限制,民国以后,天命主义的禳灾思想的残 余还是顽强地存在着。 这是因为 “现代科学 的治灾救荒思想,就大体说,还是居于民间 意识之外。 因为直至民国以后,我国社会经 济结构的内部条件,仍然束缚人民思想的 进步,仍然使人民难以接受新的科学知识, 这是天命主义所以能够长期残留的根本原 因”〔35〕。这种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 在,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当时的研 究者都认为,要消除迷信思想在防灾救灾 中的影响,首先要普及科学知识,使人们明 白灾害的成因,增强战胜灾害的信心。 其次 是各级政府要负起责来。担负起组织群众 防灾抗灾的责任。如果政府官员带头相信 巫术,只能助长这种不良习俗的蔓延,延误 和加重灾情。竺可桢就警告道“若徒恃禁 屠祈雨为救济之策,则旱魃之为灾,将无已 时也。 ” 三 用自然科学原理对灾害进行科学研 231 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总第133期 究,是民国灾害研究的特点。 西方自然科学 知识的传入为灾害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 持。 同以往描述型、 经验积累型的传统灾害 研究不同,众多自然科学家的介入把先进 的自然科学知识应用到灾害研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解决了以往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们对中国主要灾害的研究,如水旱、 地震 灾害等,大体上弄清了中国主要自然灾害 的成因、 发生和分布规律,并提出了防治的 方法,有的直接用于减灾实践。 民国科学家 大都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掌握了西方科 学技术,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成就的取得 都与此有关。他们可以熟练地应用西方先 进科学知识,也可以充分地使用中国丰富 的历史资料,翁文灏、 竺可桢等人都做了有 益的尝试。因为灾害的发生还是有一定的 规律可寻的,中国历史上的丰富记录,为寻 找这种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其它 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 析,结合相关的理论,进行长时段的研究, 既可以找出规律,也可以发现中国灾害的 特殊性。 单一的知识结构是很难做到的。 正 因为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人们对民国时期 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一 阶段时间虽短暂,且连年战乱,“但仍是一 个承前启后、 开拓未来的重要时期”〔36〕。 由于现代灾害研究在民国尚处于起步 阶段,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还 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还有许多领域是空 白点,如对农业病虫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蝗虫的研究上,对其它害虫的研究较少, 对地质灾害也主要是对地震的研究。从总 体上看民国从事灾害研究的人不少,但从 对于某种灾害的研究来看,就显得十分单 薄了,只是少数人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群 体。另外,还有照搬外国理论的现象。 〔 参考文献〕 〔1〕 〔36〕 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M〕.北 京地震出版社, 1997. 25, 388.〔2〕 〔3〕 〔13〕 〔33〕 〔35〕 邓 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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