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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卷第２期２０１０年３月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３Ｎｏ．２Ｍａｒ．２０１０ ■ 哲学研究和谐医患关系对健康与公平的影响及路径选择① 曲玉波（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上海２０１７０１）摘要和谐医患关系是健康维护与促进的核心，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由于社会变迁与转型，医患关系矛盾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影响了健康与公平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探索，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其中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在医疗体制中像“ 柔性” 支架，为缓解医患矛盾，促进人的健康发展起重要作用。关键词医患关系；社会工作方法中图分类号Ｃ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７－０５一医患关系的历史情境 “ 医” 是相对于“ 疾病” 而言的。甲骨文中对疾病的认识，是“ 床” 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古文字学家根据其会意性特征，解释为“ 疒” ，也就是疾病的意思。甲骨文对病名的记载有５０种以上。表明了人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与理解。医患关系是伴随着人类对健康与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伴随着对人的生命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它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认识与理解而展开的，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 “ 神－人” 阶段医患关系萌芽于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阶段，妇女有保护亲属平安健康的义务，用熟悉草药为人治病，在埃及和罗马的史诗中，都有对女医生的歌颂。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健康的认识与疾病诊疗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早期医生形象，就是神的形象，把医生当做上帝派来的使者，对人的生命和健康进行干预，医生治病不过是对神的旨意的执行。因此，神与人的关系代替了医者与患者之间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虽然把医生从圣坛之上拉回到了俗世，医生职业等同于手工艺，但对医生职业应该做什么的规范仍然很少。医生的医业活动以单独活动为主，很多从医者是采药者或游历四方的卖药人、接骨者、酒吧女兼接生婆、 “ 眼科医生” 、巫医、术士、除妖者、占卜者、由教师堕落成的江湖医生、对医疗感兴趣但无任何专长的俗男俗女。医术仍是掌握在巫医、祭司们的手中。甚至采取“ 巫” 的方式进行医疗活动。繁体文字的“ 鏲” 字，或古文献记载的部落医者，皆带有“ 巫” 字。据罗马医学记载，医生的地位同奴隶不相上下，奴隶医生的行医所得归奴隶主所有，后来虽然医生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医疗活动，依赖于医生的道德自觉，几乎没有多少医生会拒绝神的干预，与医生的治疗相比借助神的心理治疗更加廉价和更易接受。如中世纪的欧洲医学受基督教的影响，普遍以信心和信仰疗法治疗疾病。传统医师面对严重致死性疾病，有两条路可走保守的，遵循希波克拉底的教诲（静观其变，卧床休息，进食补品，好言相劝，宁静志远，不放弃希望）；进取的，就尝试种种手段。早期医患关系对医生与患者的伦理要求通过个人的行为来体现。早期的医患关系从现象上看是基本和谐的，对生命、疾病、健康赋予了伦理关怀，对于人类战胜疾病，维护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本质上看是不公正的，医患关系被存在于人之外某种迷信的色彩所遮蔽，带有某神秘性、模糊性。对疾病的认识与理解具有猜测性，直观性，缺乏科学性。如在欧洲发现公元前６０００年甚至１万年前做过的钻孔手术的颅骨。在人的头盖骨上钻一个孔，以驱除想像中的躲在头颅中的罪恶灵魂。牙医的最早例证来自于石器时代的丹麦，考古发现那里有一具尸骨的臼齿上有用燧石钻具钻出的一个小孔，可以排除脓液。由于医者是“ 神” 的化身，与现实中的人是相互分离状７４ ①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１－２８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０６ＪＡ８４００１５）作者简介曲玉波（１９６１－），女，辽宁鞍山人，教授，主要从事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研究。态，人对神的敬畏与服从，导致了患者被动服从，压抑了患者本来具有知情同意的权利，医患关系呈现出社会人格上的不平等性。医者与患者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 貌合神离” ，患者生理、心理与社会需求还谈什么和谐。在医学模式中缺乏医患关系茂盛成长的机制和载体，医患双方都无法承担起足够的伦理义务。（二） “ 部分人－部分人” 阶段这一阶段受自然哲学的影响，把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放在自然宇宙中加以考察，通过直觉的观察和思辩性的推理，把人与自然环境看成是一个整体。虽然缺乏科学性，但毕竟使医学在一定程度上对生命本原的认识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医患关系从神到人的关系逐步转变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物质关系。当时中国传统医学走在世界前面，皇帝内经是其代表作。对生命现象、健康与疾病、治疗与预防等医学问题都有系统的论述。如阴阳五行平衡才是健康，强调人与宇宙的一切事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天人合一” 、 “ 人与天地相应” 流传至今。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名医叫医和，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等六种自然现象太过，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甲骨文中对疾病的认识，是床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古文字学家，根据其会意性特征，解释为疾病的意思。甲骨文对病名的记载有５０种以上。在西方，与中国的朴素医学观相并列有“ 四元素” “ 四体液” 等医学观点。古希腊注重用哲学思想指导医学，认为“ 健康是一种和谐状态，疾病是和谐破坏的表现，各种不正常的营养、气质等都可打乱元素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疾病。而治疗的目的就是使人体恢复到和谐状态” ［１］１９，为了这种状态的平衡，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最早提出了医患关系和谐思想。在其著作誓言中，描绘了的医患关系理想图景，“ 帮助病患”是行医宗旨或医学目的；强调了医生的品德修养，要团结医学同道，谦虚谨慎，不做害人之事，作风正派等；提出了尊重患者，为患者保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视同仁的原则等等。希波克拉底首先把医患关系纳入了“ 健康公平” 视野，强调了医生自身的道德修养及其与同行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其思想得到了后人的不断补充和完善。为医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这种自然哲学医学价值观，对于医患关系承载了丰富的哲学意蕴和伦理关怀，体现了健康的公平性。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医与患的本质看法上，还停留在对人的生物属性的理解，对医患关系的社会属性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为以后迷信的横行留下了肥沃的土壤，医患关系的和谐局限在直观性与朴素性阶段。（三） “ 工程师－机械人” 阶段这一阶段受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在医学上 “ 首先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上具有片面性，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 ［２］２６－２８。在生物医学模式内没有给疾病心理和社会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简单地把患者看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忽视了患者生物现象的复杂性与人的社会性属性。法国哲学家和医生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和法国科学家和二元论哲学家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其实质是把患者看成是“ 机械人” ，认为疾病就像机械零件故障，医生就像“ 工程师，保护健康就像维护机器一样，治疗疾病，就像修补机器零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诊断与治疗仪器不断完善和精致化，本来是“ 人人” 对话的医患关系变成了“ 人机” 的对话，先前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与患者的直接的、密切的交往，被各种的医疗设备代替了。被物化了的医患关系情感交流减少，双方的心理距离加大，不能产生社会互动。在医患关系上表现为冷漠性、麻木性与不公平性。其次在疾病治疗上的片面性，由于忽视了疾病心理社会因素，因而在治疗上只重视手术和药物治疗，导致了医学上长期重治轻防；三是在认识方法上的片面性，没有把人看成“ 整体的人” 因而难以解释现代医学中医患双方所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所以在这个时期医患关系是基本不和谐的。（四）“ 整体人－整体人” 阶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健康的新概念，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医患关系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创立之初的宪章中明确指出 “ 健康不仅是身体无疾病或体弱，而是身心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 ” 这一定义，从生命整体出发，同时分析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对人类疾病和心身健康所起的综合作用，突出强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对健康和疾病的整体协同作用。把医学与社会学联系在一起［３］２２５－２２６。１８９４年美国医学家查尔斯麦金太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ｃｌｎｔｉｒｅ）在论述社会因素对健康的重要作用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医学社会学这一名词。１９２７年伯纳德斯特恩（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ｔｅｒｎ）出版了第一部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医学社会学的著作医学发展中的社会因素。著名德国病理学家Ｖｉｒｃｈｏｗ在１８４７年就提出“ 医学科学就其内在的固有本性来说，乃是一门社会科学，只要对这一点还没有在实践中被认识到，我们就不能充分地享有它的益处，就会是虚假的空壳。 ” 医学的对象是人，而人是社会的人。医学的目标是社会的，即要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这一运转过程中，主要是保持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当调适，使个体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社会成员，以促进社会的协调与发展；如果社会中的个体发生疾患，出现了偏离行为时，医学就要担负起重新调适个体的责任。新健康观念转变，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只有在医患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人才能达到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和谐状态，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医生作为医疗实践中的主体，对实践的对象担负道德责任。医患关系的和谐，实质表现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和谐。所谓权利是指人的自由存在状态，且自由的权利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存在。即一种基本道德原则。这个原则赋予平等、自由、自主等个人价值以特殊重要意义。义务是由于权利及其行使所带来的责任。 “ 把患者整个诊疗过程中的自主性和选择权利发展到了一８４个新的阶段，高度尊重了患者作为一个‘ 人  的权利和尊严。 ” ［３］１６４－１６６医患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基本和谐－基本不和谐－基本和谐的过程。仿佛是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正是这种客观存在关系的不断演化，才使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与完善二我国现阶段的医患关系问题与分析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医疗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 “ 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人群医师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 医患关系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尽管社会形态不同，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不同，其本质具有共性。在我国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 “ 医” 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 “ 患” 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之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４］４４。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激化趋势。２００２年，这类事件有５０００多起，２００４年上升到８０００多起，２００６年则超过了１万起。２００７年８月，医师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医师对当前医患关系不满意。４７％的医师对当前的医患关系表示“ 不满意” ，其中有３９．５％表示 “ 十分不满意” ，同时有超过一半的医师对自己所在医院的医患关系现状表示“ 不满意” 。从上述数据看出，医患伦理关系从契合到冲突，医患的伦理需求与现实矛盾。由于医患矛盾的双方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当双方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发生冲突，甚至引发由非利益群体参与的群体性医患纠纷。对社会的安全极为不利。所以，必须找到有效的路径，规避医患纠纷的发生。医患矛盾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医疗卫生系统机制上看，仍然具有很强的趋利性。我国现阶段的医患关系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建立起来的。由于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日趋多元化与医疗资源的稀缺性矛盾，在医疗体系中，市场提供有效的诊疗机械和药物，生产商和推销商诱使部分医护人员为了个人的经济收入而多检查、乱检查，多开药、乱开药，多治疗、乱治疗。从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上看，背离了传统医患关系积极意义，职业道德缺失，健康与公平失去了平衡。从传统的意义上看，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医者为患者解除痛苦，守护生命，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任，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待治疗自己的医生。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医患双方的博弈，表现在生命与利益的冲突。如药品生产商的经济诱导行为，使医护人员为了帮助厂家新产品的早日批准，在二期、三期临床试验中，部分医护人员违反科学严谨诚实的医学道德，做虚假科研报告。从医疗团体内部看，医疗团队凝聚力涣散。生产商和推销商以经济为诱导，使部分医护人员用大量的时间忙于参加各种围绕药品销售为目的的各类活动，部分学科带头人成了“ 空中飞人” ，严重的占用了高级医护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由于利益冲突，导致了医疗团体内部矛盾重重，使他们及时关心病人、观察病情的严谨作风受到冲击。年轻医生往往失去了“ 良师带徒弟“ 的医学传承。尤其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已经成为年轻医生的群在医疗第一线，由于独特的生长环境，他们刚开始从医还满怀激情，但由于缺乏传帮带的机制，心理与社会需求稀缺，缺乏关怀与指导，是医疗纠纷引发的症候群体和最易伤害的群体。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健康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由于社会的转型，人们更加关注健康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最近几年，由于医疗纠纷频繁发生，直接冲击医院、干扰医疗秩序的恶性事件处于上升趋势。说明传统的医患关系构建方式出现了问题，需要重新建构新型的医患关系。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是一种有效的路径。三 “ 柔性支架” 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社会工作是指“ 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与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机构和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帮助其舒缓、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的职业活动” ［５］２１。医患矛盾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医患双方的利益需求不平衡的表现。社会工作者秉承特殊的价值观，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微观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等宏观的方法，尊重人的差异性，通过对医患双方需求的评估，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减少障碍，增进个人与自身、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区的关系，促进疾病的预防与康复的目的，达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社会工作能够运作“ 系统” 的模式对医务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干预。医务社会工作是协助解决患者因疾病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预防疾病的蔓延与复发，使病人精神振作地重新适应社会。我国市场经济的步伐很快，但医疗体制进展较迟缓。医疗保障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尽管如此，在医患关系中，医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对医疗行业进行伦理整合。目前在我国对医务人员的伦理教育往往靠单纯的行政干预，读读报纸、搞搞政治活动，缺乏对医务人员个性问题的分析。所以，必须对其进行反思，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整合医务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用社会工作的“ 同理心” ，通过角色扮演，开展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让医务人员理解同理心对患者治疗、预防与康复的作用。在医疗活动中，通过与社会工作者的合作，协助病人及其家属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经济、家庭、职业、心理等问题，以提高医疗效果。９４例如，一位９１岁老年女性患者，因嘴角不能闭拢来院急诊，医生给予复位，回家后２小时患者再次发生嘴角不能闭拢，又来急诊。因是同一位医生，家属认为不用挂号，但医生要求挂号，并恶语相加，在僵持２个多小时后，家属只得挂号，病人在这段时间饱受寒冷，第二天就感冒发烧。患者家属到医院与医生发生了冲突。这个案例说明，部分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缺乏“ 同理心” ，在医疗过程中只重视“ 病” ，缺少人文关怀，不尊重患者的价值与尊严。虽然坚持了“ 工作原则” ，但过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医疗机构的规范性，以患者身体为代价，丧失了医学的“ 人性” 与“ 仁性” ，医患互动不利，必然发生医患纠纷。对这样的医生，我们运用个案方法进行干预，又通过小组活动进行医患沟通培训，鼓励医生以同理心去面对患者。作为健康照顾的主体，医务工作者也是社会中的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医生价值取向具有差异性。若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小组、社区等方法，对部分医务人员的价值取向进行干预，对医患、医医、医护与医生进行风险评估。如，开展家庭日活动、志愿者服务日活动、沟通力与影响力训练活动等，在活动中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以健康的状态进行职业活动。在工作中我们了解到，年轻医生是引起医患纠纷的高发群体。待遇低、薪酬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如在非典疫情和危机事件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但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并不相称。一个医科硕士毕业生，本科读了５年，加上硕士一共有７～８年，在上海这个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最初的３个月只有每月１０００元不到的收入。而普通本科只读４年的大学生，在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联通公司工作，月收入近５０００元。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１０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８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也是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态度不好的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部分医护人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又要满足生产销售商的要求，得到自己的经济报酬，不得不将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掩盖起来，在社会上、在病人、同事面前和实际行为出现严重的人格分离，职业道德严重扭曲。甚至未经过严格的审批和不按照要求就在病人身上使用新药、新设备、新检查等项目，严重违反医学研究的伦理道德。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能够促进医疗资源的公平性，为利益受损方争得权利。由于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信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愈后恢复，病人自主及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潮流，知情同意是患者的重要权利，是患者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按照知情同意原则，病人或家属必须知晓治疗真实充分的信息，特别是可能引发的风险，取得病人或家属的自主同意。医务人员有义务用通俗的语言，尽量让患者了解更多的信息，在此过程中如果有社会工作者参加，会规避更多的风险。社会工作者可以担当利益调停者的角色，满足不同利益者的诉求。其次，进行医务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推进医疗管理体制的创新。从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上看，起源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我国的医务社会工作产生于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步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北京协和医院自１９２１年就建立的社会服务部，密切联系着医院和社会。一些大学社会学系的培训实习，也会来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那时，已意识到“ 医疗” 行为不是单纯的过程，而必须置身于复杂的社会因素互动中，才能真正完成。医务社会工作方法在我国曾得到传播，然而，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我国的医疗社会工作曾一度中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医务社会工作开始恢复与重建，中国康复中心附属北京博爱医院开展以伤残人士为对象的医务社会工作，并设置了“ 社会康复部”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社工于１９８９年上岗服务，以“ 社会工作者” 的名义，开展个案和小组工作。但发展依然比较缓慢。医疗服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英美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在医疗团队中至少有医生、护士、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参加，他们各行其职，有效地化解了在医疗活动中危机的发生。目前在我国的医疗团队中，结构单一，医疗任务繁重，医生护士难以应对医疗活动中的复杂情况。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大医院医生工作量大，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医疗服务，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这里也是矛盾最集中的地区。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患者少，冲突也少；而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据艾力彼公司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２～３倍。以上海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５０～７０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３、４分钟。如此繁重的工作，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呼吁政府在医院设立医务社会工作的专门机构，一方面解决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专业化、职业化地解决医德医风问题。社会工作方法与医院管理工作方法具有一致性。从社会使命看，强调“ 扶弱济贫” ，医生虽然是医疗，但都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使命。从专业使命看，虽然方法不同，都强调“ 助人自助” ，所谓“ 助人” 是在个体发生疾患时，从不同的角度，向其提供专业的服务，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所谓“ 自助” 是通过医疗团队的专业服务，推动患者走向“ 自救、自立、自助和自强” 。例如，某患者，因无意中摸到乳房有一肿块，并有压痛感，即来院就诊。据病人说，医生没有问任何病史，只是在检查后说 “ 已是癌０５症中期，必须马上手术。 ” 为此，病人在万分焦急和恐惧的情况下住进医院，并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入院后，Ｂ超检查与医生会诊却属正常，病人在疑惑不定的情况下自费到外院检查后诊断均为正常。病人及家属认为医生没有医德，不负责任，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失费及误工损失费，甚至与医生发生肢体冲突。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工作者一方面应运用问题解决模式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要舒缓患者的精神压力，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三，社会工作方法可以将各级党团组织及学术团体的作用协调起来，对医务人员注入人文关怀。我们曾经对不同层次的医生进行过深度访谈，其中年轻的医生生活压力较大，尤其是 “ 独生子女” 群体，已构成年轻医生的主要部分，他们面对家庭、朋辈、人格等社会的心理的压力大且难释放。社会支持网络减少，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缺少“ 话语” 对象。直接表现在有的人工作能力下降，在年轻医生中，尤其是女性，患抑郁症的人数逐年增多。我曾关注过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常年在急诊工作，难得睡个好觉。有一天夜班接诊，受到了患者的不良情绪干扰，本来是正常的工作，患者家属认为她的工作慢，被患者家属踢了两脚。她说 “ 我很害怕，浑身都哆嗦。心很寒冷，害怕遇到这样不讲理的患者家属。 ” 她感到尊严和人格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医生职业产生了厌倦，不久就患了抑郁症。其实每个医生都愿意为患者服务，当他们的医术在患者身上疗效显著时，同样感到愉悦。但是这些年轻医生刚到医院表现很好，当多重压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难以维持好的状态。为了逃避来自社会的和同行的压力，有的医务人员为了减轻压力，逃避工作，有的甚至脱离了医疗行业。医疗资源流失与浪费，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医院应该以社会工作的视角去评估医务人员的需求，及时认同和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让医务工作者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维护，满足医务人员需求，有了好心情就会产生激情，就会有创造力，医院就有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工作有责任为年轻医生搭建平台，促进政府的专向投入，实施医务人员伦理关怀工程，建立严格的学习制度，进行学术上的指导，传递和谐的医患关系，促进健康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参考文献［１］张大庆．医学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孙保志．临床医学导论［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３］威廉科克汉木姆．医学社会学［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４］曹开宾．医学伦理学［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５］顾东辉．社会工作概论［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ｏｃｔ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ｏｕｔｅＣｈｏｉｃｅＱＵＹｕ－ｂｏ（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７０１，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ｏｃｔ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Ｄｕｅ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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